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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6月28日下午，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柏樹鄉柏樹村，8歲男孩曉輝（化名），被幾名閑來無事的同學，強行叫到3公裡外的永寧寨村，最終被11人圍毆致昏迷，後經搶救無效身亡。據瞭解，涉事的11名同學，均不滿14周歲，他們圍毆男孩，只是因為“閑來無事打人玩”。（7月9日《京華時報》）
　　11名學生圍毆8歲男孩致死，和前段時間的三人圍毆少年一樣，讓人膽顫心驚，倒吸涼氣。孩子對法律與道德漠視無知，自然有父母教育缺位、情感缺失等原因，但種下暴力種子的，豈止只是父母？
　　沒有一個人的血天生就是冰冷的，孩子都是一張張生命白紙，該塗什麼，不該塗什麼，本不是什麼選擇題，然而，在孩子的天空中，本該是鮮艷的亮色卻總是被灰黑色搶占。少年弒父，女孩虐童，公交車上縱火，持刀進校園砍人……一個個真實殘忍的事件每天在身邊發生，一副副血腥畫面每天時刻充斥著熒屏，張牙舞爪地在這張白紙上肆意塗抹。戾氣是可以傳染的，不辨真假是非的孩子天天置身其中，會長成什麼樣可想而知。
　　按理說，家長把孩子交給學校，學校就該負起該付的責任。尤其作為留守兒童教育的主陣地，自己的學生曠課一周卻沒有發現，已經把基本的社會責任感拋到了九霄雲外。一所這樣的學校，會把常態化的生命教育、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貫穿在教育始終，委實令人懷疑。尤其在對學校的考核還是惟分論英雄的當下，對學生校外安全事故學校無需負責的規定面前，一些學校甚至把“孩子只要不在學校出事就行”奉為了圭臬，有這樣的指導思想，當孩子在人生路口迷惑徘徊的時候，還能盡到引導指路的責任嗎？孩子缺乏對生命的敬畏，將同情悲憫隨意丟棄，以至於顛倒錯亂了正常的社會倫理價值觀，還能全怪罪於可憐的孩子嗎？
　　對於未成年人犯罪，有兩個問題值得一提。其一，就是有論者提出的降低刑事追責年齡門檻的問題。這點筆者實在不能認同。道理很簡單，治病，分對象；吃藥，看劑量。藥劑輕了無效，重了就是害人。懲罰孩子，必須掌握一個前提，就是不能以毀掉孩子和家庭為代價。重罰除了警示作用，對當事孩子的人生產生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大。這既違背懲罰的目的，也與社會法治文明理念相悖。連成人犯罪都可通過社區矯正，為何對孩子只有痛恨沒有惋惜之情呢？
　　另外一點，就是責任主體問題。孩子雖免於刑事處罰，但民事賠償卻不會免這可看做對父母教育缺失的懲罰。但即便這樣的懲罰，筆者依然感覺孩子父母有點冤。因為父母離鄉背井，主觀上是謀生活，客觀上卻是為社會做貢獻，尤其是，這種被動的流動具有客觀性必然性。那麼，按照羅爾斯正義原則，社會是有責任和義務對他們做出適度補償的，這種補償應包括教育，也包括經濟。孩子出問題，將板子全打在父母身上，將責任推給孩子自己，這本身就是一種以暴治暴的做法。
　　學生圍毆男孩致死，具有多從警示意義。它迫使我們思考，如何補上管理疏忽短板，如何凈化孩子成長環境，如何彌補孩子性格缺陷等等。空談只會誤事，反思之外更要有行動。這行動既要有長遠規劃，也應有眼前措施，比如，暑假已經來臨，面對這個教育空窗期，怎樣讓農村留守孩子過得有意義，“有事做”，怎樣杜絕類似溺亡這樣的悲劇等等，就是擺在家庭、社會、學校面前亟需解決的課題。
　　文/晴川　　（原標題：少年群毆男孩致死，反思之外更要有行動）